一、灾难将中国的平民慈善推向高潮
2008年，从冰雪灾害到汶川大地震，中国普通民众守望相助、各献一份力，他们以无声有力的行动，将中国平民慈善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2008年初，特大雨雪灾害袭击中国南方，湖南郴州成了一座冰雪中的孤城。没有上级号召，也没有组织要求，河北唐山13个农民除夕当天，租了辆中巴车顶风冒雪赶到湖南郴州参与救灾。从除夕到元宵，他们整整连续工作了16天。在唐山的13位农民兄弟的妻子的行动也同样感人，她们将唐山市慈善总会送来的6500元慰问金全部捐献给灾区，帮助因冰雪灾害无法返家的农民工过好年。
2008年5月四川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上海退休教师沈翠英看到这样一条新闻：四川安县桑枣中学因为花了40万元加固校舍，所以全校2200多名师生在地震中无一伤亡。她当即决定捐掉自己一套价值450万元的房子，在灾区造一所至少能抵御7级地震的学校。2009年元宵佳节，沈翠英偕同儿子媳妇又一次来到都江堰，再次向都江堰贫困学生捐款62万元。
沈翠英和13位农民兄弟只是13亿中国人的一个缩影。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培育了中国人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美德与慈善传统。这一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财力的增强以及政府的推进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成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引擎。拿汶川特大地震捐赠情况与1998年抗洪那场声势浩大的募捐作比较，中国慈善业发展的速度就可见一斑。98年抗洪募捐的款物总计约为64819万元，这在当时已经是个很大的数字，但汶川特大地震捐款数额却是其近58倍。从统计数据来看，1998年我国GDP总额是8．2万亿，2007年的GDP总额为24.6万亿，10年刚好增长3倍，而我国的慈善捐款数额却增长了近58倍[1]
近年来，参与慈善已经成为当代许多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参与慈善的形式多种多样，除了捐款捐物外，还采取捐时间，做志愿服务等方式表达爱心。他们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获得快乐，奉献爱心的同时也丰富了个人生活，实现了人生价值。尤其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平民慈善占总捐款额的比例直线上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统计显示，2005年至2007年，我国个人捐款占总捐款额的比例从5.36%上升到19.48%。2008年抗震救灾的4.1亿元个人捐款来自58.3万人，平均每人捐款超过700元。[2]
不过我们欣慰之余也应该看到，虽然我国慈善事业近几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十分明显。2004年，加拿大慈善捐赠（款物）总额占GDP总量为0．77％，英国为0．88％，而美国更是高达2．17％。而中国公众和企业的慈善捐赠（款物）总额2007年才达到了223.16亿元，仅占GDP总量的0.09%。中国慈善总会还有一个统计数据，该会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
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皆不同，因此既不必要作简单的类比，更无需因此而妄自菲薄。倒是美国 70%来自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具有很丰富的反思价值，它也许告诉了我们：慈善的本质是什么，一种健康的慈善运行机制应该是怎样的。
中国的平民确实普遍还并不富裕，医疗、住房、教育等民生问题压力沉重，加上社会保障不完善、对未来缺乏足够信心等等，不能不说算是平民慈善不发达的原因之一，但充其量只能算是经济原因。然而问题在于：虽然慈善行为的外在表现是 经济 ，然而其实质却是一种典型的道德行为。[3]慈善作为一种以爱心为基础的道德事业，是社会风尚的一面镜子。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是由千千万万个有着慈悲心怀和善良品德的公民组成，他们代表社会的道德和良知。只有全体平民百姓的认同和支持,才能形成一种自觉的、互助友爱的社会慈善氛围，实现社会的文明与和谐。
慈善事业并非遥不可及,并非只有富豪和圣人才可以做到,而是人人可为的事业。根据一些慈善事业发达国家地区慈善组织的现状来看，捐款的公众大部分都不是太有钱的人，这些人大都低于社会的中等收入水平。美国70%的慈善捐款就来自于普通人每月几元、几十元的固定小额捐款。
而中国社会上现在还流行 慈善是富人的专利 的想法。我们永远盯着富人，盯着大款，却瞧不起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力量，这其实是一种 有色眼镜 。
平民慈善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就此算了一笔账: 假如城市每人一年捐100块钱。目前我国在城市生活的人口，根据相关数据是5亿人，如果每人一年捐100元钱，仅此一项全国每年就能募集到500亿元善款。 [4]而事实上， 2007年，我国公众和企业的慈善捐赠（款物）总额才达到了223.16亿元。
三、平民慈善如何才能够走得更远
目前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影响中国，造成失业人数、农民工返乡人数和低收入人数迅速扩大，意味着中国需要援助的人数有所上升。越是危机的时候，越是面临挑战的时候，越能体现慈善的作用。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人能否携手同心，共克时艰，让平民慈善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走得更远？这是社会方方面面关注的问题。为此，我们提出几点建议：
⒈加强宣传教育,培育慈善文化
慈善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在建国后受极 左 路线的干扰，一度在中国大陆处于停顿的状态。直到改革开放后，慈善事业才开始解冻。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华慈善总会及各级地方慈善机构的成立和一些慈善项目的实施，中国公众才开始逐渐接受和认识慈善。[5]但现阶段, 我国公民个人经常性、长期性参与慈善的环境与氛围尚未形成,公民的慈善意识还比较薄弱,对慈善的认知程度不高甚至存在误解。
慈善事业的发展不能仅靠人们的 恻隐之心 。首先,它需要相应的教育塑造和文化养成。在很多西方国家，慈善教育都是重要的教育内容，参加义工等公益活动成为学生综合素质的组成部分。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签署了《国家与社会服务法案》，规定凡做满1400小时义工的青少年，政府每年奖励其4725美元的奖学金，这笔钱可以用作大学学费，也可以用作职业训练或偿还大学贷款。许多学校也把是否做过志愿者作为对学生考核的一项标准。这种氛围使得美国人无不积极投入到公益事业的洪流中，从而使社会充满勃勃生机。
我国应将慈善文化教育纳入道德教育体系,从中小学开始,就应该开设慈善文化方面的课程,培养孩子们学会感恩社会,关心他人。同时，应该大力宣传慈善事业,颂扬慈善行为,构建一种良好的公众心态和舆论环境,激活民众心底埋藏着的最基本的爱心,使慈善公益的概念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当慈善逐渐变成一种普遍行为时,慈善就会变为一种时尚,由要我慈善,变为我要慈善,从而在全社会营造一种人人关注慈善事业,人人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和谐氛围。[6]
2．改进和完善与慈善事业相关的政策法规
慈善事业是一个志愿事业，离不开健全的法律环境。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制定用于鼓励和规范慈善事业发展的综合性的《慈善法》或《慈善事业促进法》等基本法规。慈善事业的准入、评估、监管、激励、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投融资等完整的法律框架尚未形成，直接影响了慈善组织的发育和慈善事业的发展。
当前，首先是要加快慈善事业立法进程，尽快制订一部完备的《慈善事业促进法》；并确立统一、完善的慈善税收制度,提高慈善捐款税收优惠的比例，同时要实行普惠制,改变现行的只有向特定少数几个慈善组织捐赠才能享受到税收优惠的限制性规定；另外,还要改进目前的免税程序,建立起方便、快捷、易于操作的免税程序,确实让广大的捐赠者能享受到免税的好处。[7]
3．加强慈善组织自身的建设，提升慈善机构公信力
慈善组织是联系捐赠者和受赠对象的桥梁与中介,其自身的发展状况会直接影响到公众进行捐赠的意愿。美国卡内基基金会主席说过: 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 一个慈善组织是否有公信力，关键看它是否透明，这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根本所在，也是慈善事业取信于民的重要保证。
当前国内慈善组织要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建立严格的自律机制,包括建立规范、公开的财务管理制度,善款使用的追踪、反馈机制和公示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布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 确保社会捐赠款物使用安全有效，确保捐赠人的意愿得到有效落实。
4.建立经常性小额募捐机制
打造便捷的爱心渠道是推动平民慈善的关键一环。在美国，一个人如果开始参加公益事业，会不断地接到各个公益机构的邀请，参加公益活动越来越深入。 国内慈善捐赠的方式则比较单一,通常情况是当某个地域发生了自然灾害,或者某个特殊的家庭遭到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才会有慈善机构、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发动人们捐赠款物,开展相应的救助扶助工作。在平时,则很少有慈善组织进行募捐,而像慈善义演、慈善晚会、慈善拍卖等多种形式的适合经常性捐赠的渠道却很少或几乎没有。出现了一方面有大量的人想捐钱，却无处捐；另一方面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需要钱，却拿不到钱。
因此,建立一种经常性小额募捐机制十分必要。小额募捐是普通人募捐的主要方式,因为,普通人参与慈善事业不能以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为代价，而一般小康人家也不可能一次拿出许多钱进行捐助,但每个月从零花钱中拿出少量资金,并不会影响其生活质量,同时也满足了帮助他人的愿望。在美国每年数千亿美元的捐款中,有70%来自普通人,而且多数来自千百万普通人每月几美元、几十美元的固定小额捐款。正是这些小额捐款汇聚成美国的慈善事业的巨额资金。
目前我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的灾民,有2200多万城市低收入人口,有75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另外,还有6000万残疾人、1.4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需要各种形式的救助和帮助。这一连串的数字所带来的压力，国家现有的财政还不能完全承受和负担，需要社会和民间的帮扶和支持。
慈善事业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参与。许多国家和地区慈善机构的成功经验显示，动员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的捐款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唤醒庞大的金字塔顶端以下的人群的慈善意识，这才是中国慈善事业真正的宝藏。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我们希望中国平民慈善能够走得更好，更远！
（作者谢耘耕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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