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执行副主编陈海在《做地方改革的观察者》中写道：专题方案前后改了三次，最后我们要求记者一定要做到， 我们只是观察者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维博在《成都采访记》中写道：在去成都之前，一位同样做时政的同行在电话中说， 成都的改革一直很神秘，要多到一线走一走。 开始我理解朋友说的一线应该就是指的基层，是农村。但进了成都我才知道

做地方改革的观察者

□ 《中国新闻周刊》执行副主编 陈海

类似成渝、武汉、长株潭、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等被经济学家称之为 改革兵分五路 的综改实验，一直是我们的观察对象；而记录地方改革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也是一本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的使命。

2003年秋天，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 科学发展观 浮出水面。会上提出的五个统筹当中， 城乡统筹 位列首位。2009年再回望成都，则早在2003年6月，李春城就任市委书记伊始，就提出了 城乡统筹 这一概念，践行4整年之后，方获批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我记得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一位经济学者时，他说， 武汉和长株潭，是先起名，再生孩儿；而成都的路径正好相反，先生了孩儿，4周岁了才起名字。

成都的改革是静悄悄的，但它无疑触及了中国 三农问题 的实质，在成都市政府的强力推进下，改革者希望通过土地流转、农村社会保障、医疗配套、基层治理进而到农村产权等一系列变革试验，找到一条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普适路径。

无独有偶，2009年两会召开之前，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撰文指出，当前有六大改革任务，而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被他列在六项改革的首位。这似乎是为成都的改革实践鼓呼。

5年，与漫长的人生相比，其实弹指间。作为一个观察时段，也未必全面和科学，我们甚至不知道改革所带来的变化是否还会有反复或者轮回。

撇开其他因素不谈，只从新闻技术上对目前的呈现作评判，我们还是尽到了媒体之职，客观并尽量少主观断言。作为操作者，我其实一直在担心这些文章的质量，担心记者会对成都改革有过多的评析和主张。记者去成都前，我们也一同拜访过 三农 学者，听取意见，校正思路，专题方案前后改了三次，最后我们要求记者一定要做到， 我们只是观察者 。

成都改革实际上是通过以土地确权为核心的一系列配套制度改革来进行整体推进的，这是不同于其他改革之处。以往的农村改革轰轰烈烈者并不鲜见，最终却偃旗息鼓，多因城乡二元分割，关涉利益的一系列制度变革不能一起进行，相互制约，甚至相互摧毁，改革最终胎死腹中。

现在看第一个方案，我们的野心太大，试图通过一个点的调查来剖析成都改革给农民和乡村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变化，以这一系列变化观察成都在减少农民、提升农业、富裕农村这些方面的努力与作为。我们的目的，是观察改革者的行为逻辑，观察政府的内驱力来自何方，是政绩的驱动，还是利益的驱使。记者最初三天的实际查勘，发现要做到这样的文章，时间有限，难度很大。

现在看来，我们呈现的是一组改革故事，有丰富的细节，也不乏耐人寻味的政治意涵。第一篇文章《成都求解农村 未来之路 》如果有缺点，在于它考察了政府的行为、改革者的逻辑和动力，但缺少一条暗线，民间是怎么互动的？有没有反弹？会不会保证官民利益一致？有无利益受损？囿于记者调查时间有限，这方面的故事稍弱一点。但整篇的述说还是有说服力的，基本目的是通过对改革者的改革动力、改革缘起、改革突破、改革困境、改革路径、改革选择、改革重点等等，作了一个相对全面的还原，以此来回答成都试验的本质。

第二篇文章《成都农村产权改革始末》相对丰满一些，这篇调查报道实际上回答了土地产权改革是整个 三农问题 最核心的本质，成都政府试图通过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让农民脚下的土地从资源变成资本，进而推进农村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为农村市场化寻找动力。

第三篇文章《逼出来的民主试验》，本来让记者考察成都乡镇直选，但这方面的政改尝试在四川并不新鲜，前有遂宁，后有雅安。后来我们看了大量材料，结合记者在实地调查采访中发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决定重点考察 议事会 在乡村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议事会 事实上是在土地确权的过程中产生的，村委会解决不了这个关系农民切身利益且矛盾丛生的难题，由此诞生了一个叫 议事会 的治理机构，这个机构是乡村自治的产物 这就是一种新的变化，我们把这种变化记录下来，是责任，也价值重大。

在对学者陆学艺的访谈中有两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一是，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首先要从体制上解决，是体制让农民变穷了；第二句话事实上也是为我们的报道下了一个注语， 成都是试验区，它可以试错，给 三农 问题找出路也是它的责任。 而报道这种责任，也是我们媒体的职责所系。

这次采访报道其实也给我们一次全新尝试，类似成渝、武汉、长株潭这样的综改试验区，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报道他们的变化，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方法，比如观察改革者的行为源动力、逻辑、路径，及这些行为所带来的细微变化，它的性质若何。

成都采访记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王维博

成都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但我恰恰不是去旅游。

对于一个时政记者，能深入了解成都五年来的 城乡一体化改革 ，机会难得。在去成都之前，一位同样做时政的同行在电话中说， 成都的改革一直很神秘，要多到一线走一走。

开始我理解朋友说的一线应该就是指的基层，是农村。但进了成都我才知道，整个成都市都是 一线 。无论是市级官员还是基层村主任，都能跟你谈上半天 城乡一体化 。甚至田头的菜农，喂鸡的主妇都能蹦出几个 流转 确权 业主 这样的词儿来。

朋友显然不太了解成都的改革，从另一个方面说，成都的改革是内热外冷。

随后的采访进行了十余天。从中心城区到最偏远郊县，一个试点到另一个试点。每一个试点肩负着不同的任务，但所有的指向只有一个，填平城乡差距的沟。

用十余天的时间，去观察一个运行了五年多的系统工程显然是管中窥豹。这得转换一下采访的角度和习惯，我试图以一个记者的本能去捕捉成都改革的 ** 神经，但更希望传达的一种突围的冲动与梦想。

如同过去在国企、政体这些领域的改革一样，成都的城乡统筹改革同样让人看到利益的调整和矛盾的纠结。

鹤鸣村的支书是个老退伍军人，爱喝酒，善谈，行事颇有江湖气。坐在柳街镇子的一个大坝坝里，阳光打在他喝得通红的脸上，老人有些得意。改革说到底，得让村民得实惠，有好处，他们就会听你的，反之，都是花架子，一样会骂娘。

支书的话浅显直白，六十年前，村民只是拿土地参加了集体，土地从来也没有人说不是村民的，农民天然的把土地作为自己的依靠和财产。 鹤鸣村的实验就是要看看，农民能不能靠地发财。

能不能发财我不知道，但对于村民来说，过好日子是一种本能的渴望，从最初的乡镇企业潮，到后来的进城务工潮，无不体现着这种天然的冲动。正是因为这样的冲动才有了村民们参与改革的热情，在鹤鸣村，大部分的土地已经租给了一家蔬菜公司，公司又反过来聘请村民干活。村民们每家每年可以收到一千到几千块不等的土地租金，而且还可以在公司打工挣钱。以至于记者采访时，田间劳作的村民脸上总带着笑容，心底充满着希望。

在自己的土地上干着别人的活。我不知道这样的选择给村民的生活带来多大实质的变化，而且这种把希望寄托在公司身上的 好事 能否长久，但从他们的脸上可以感觉到对这样的生活感觉很新鲜。

另一种改变是村民们住的条件。

在金堂县向前村的一个集中居住点，只有二十几户，家家都是两层小楼，由于没有院子，村民们三三两两凑在马路边上打麻将。进到村民家里一看，大部分还保留着毛坯房的样子，大厅中间摆着饭桌，墙角堆着锄头铁锨，地面还是毛水泥，楼梯也光秃秃的没装栏杆，甚至楼上的坐式马桶也被改成了蹲式厕所。

而在另一个极重灾区，都江堰市的东林村，90%多的村民都住上了楼房，但是仍然有些菜农要把大堆的青菜堆在客厅里清洗整理，然后拿出去卖。 原先有坝子，但是进了楼房，没地方摆弄这些了。

显然，比生活条件更难以改变的是惯有的生活方式，从这一角度提醒我们， 城乡一体化 的改革不仅是经济的，还有文化的内容。

在成都采访的十天时间，成都城市形象提升媒体策划组的同行不仅给我的采访提供了方便，更在业务上给了我很多指导。作为地方媒体人，他们对成都的改革更有发言权，但他们还是处处尊重我的观点，哪怕我的观点有些偏激，仅凭这一点，足以值得向他们致敬。

改革仍然 在路上 ，如同中国历次伟大制度性变革皆发轫于农村的草根试验一样，成都的实验必将在农村的改革中留下一笔。而近距离地观察记录这一过程，既是一个记者的责任，也是一个记者的幸运。

九个 一

《试图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成都实验》精彩节选

一次自问

2002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成都市市长的李春城在北京接受媒体的采访，主动问在场的记者， 我希望回答一个问题，可一直没人提问，就是农村和农业的问题。 大家都笑了，后来他就自问自答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这样突出强调 三农 问题。 成都日报记者高纪开说，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一年之后，成都的农村改革就悄然起航。

一番长谈

2002年下半年，李春城到北京开会，特地约见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裕民。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李春城对叶裕民写的《中国的城市化之路》一书高度赞赏，曾兴奋地对人表示， 我要搞的东西，书里说得很清楚了。 在北京，两人进行了一番长谈。

一个任务

回来后，李春城布置了一个任务：《中国的城市化之路》，成都官员要人手一本，每一个人都要去领悟成都未来改革的基本走向。

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原来的城乡差距变得更大，如何缩小城乡差距，成为成都市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对成都有着足够了解的李春城一直在思考农村问题。用他的话说， 这是要还对农村的欠账 。

一个题目

2007年1月，孙平从攀枝花回到成都市。 

孙平的新职务是成都市委常委，分管城乡统筹工作。两年前，他从成都市副市长的职位上调往攀枝花担任市长。 

刚报完到，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便给孙平出了一道题: 用半个月时间,告诉我你对成都城乡一体化下一步该怎么走的看法。  

成都的 城乡一体化 改革起步于2003年。近四年的实践已经初见成效，但孙平却感到，李春城想要的并不完全是这些。下一步应该是想在现有基础上作出更大的突破。突破点在哪里呢? 

一个星期不到，他就问我，给你出的题目怎么样了? 孙平说， 你得先给我喘口气。 李春城盯着他， 改革不给人喘气呐。  

一次整风

2004年4月19日，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到金堂县淮口镇检查工作。当李春城就当前农村中心工作和目标落实情况询问镇主要领导时，竟无一人能做出较为满意的回答，镇党委书记甚至不知 中央一号文件 城乡一体化 是什么意思。 

不久，该镇党委书记被撤职。随后，成都市又有二十多名干部先后被罢官，其中职务最高的是崇州市副市长，原因只有一个 推行城乡一体化工作不力， 工作不在状态 。 

一个想法

孙平出去调研了10天，回来后向李春城提交了报告。显然，报告的内容得到了后者的相当认可。孙平说，他们对当前农村发展现状的看法基本一致，并坚定了 城乡一体化的深化必须要交给市场 这一想法。

一个观点

2007年2月，成都市委召开了一次城乡一体化工作会议，各区(市)县的党政负责人全部到会。在这次会上， 用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城乡一体化的问题 的观点正式抛出。

一份文件

2008年1月1日，成都市委出台2008 第1号文件 《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试行)》。早在2007年11月份, 1号文件 已酝酿成熟，但是市委没轻易发，害怕这是一枚深水炸弹，处理不好会引来巨大冲击波。 

一次会议

2008年春节前后，成都市委召开了一次马拉松式的常委扩大会，专题研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会议一共开了四次，跨时半个月，几乎所有参加的人都发了言，最后形成一致的看法，即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观念是：农民自主，还权赋能。 

会后，一场自下而上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开始在基层悄然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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